那个女儿早已准备逃离，母亲却一无所知

新近播出的综艺《我家那闺女》里，呈现出相当诡异的母女关系。张家齐已经表现出足够的疏离，她母亲却只管自说自话，天真得不像她的年龄。

这场景引起热议，一方面因为它够极端，另一方面却是，这极端的场景恰恰是日常的放大。

现实中也很常见，子女脸上的淡漠，被父母不假思索地解读为内向。不只是边界感差认知低的父母会有这种误解，某些自认为开明的人，也会在某个瞬间对孩子的渐行渐远感到震惊，比如门罗小说集《逃离》里的朱丽叶。

朱丽叶是一位出色的主持人，既擅长采访各界杰出人物，又能熟练地主持各类专题讨论。走路上经常被人认出来，有观众将她视为黑暗中的一道光芒，认为她主持的《今日话题》是唯一值得看看的电视节目，应该是类似于鲁豫那种知性女主持。

她有个女儿，名叫佩内洛普，“不是那种能歌善舞，给人带来阳光与喜悦，凡事都乐呵呵的女孩”，朱丽叶说：“我希望我培养的女儿比这样的人更优秀。”

在她眼中，佩内洛普“气质优雅，有同情心，明智得像是在世界上已经有了八十年的阅历。”女儿天性就是深思熟虑的，还像天仙般美丽，有一点内向，但和母亲亲密无间，朱丽叶说自己是“被宠坏了的母亲”。

是不是很令人羡慕？但在佩内洛普二十岁这一年，她忽然从母亲身边逃离。说是要去一“精神平衡中心”静修，后来又去了别处，千方百计避免母亲找到她。

中间人告诉朱丽叶：“不论她去了哪里，不管她决定做什么事，对她来说，那都是正确的。对于她的性灵以及她的成长，都是一件正确的事情。”

“性灵”两个字让朱丽叶做呕，“什么东西像是都能往这个筐里装……她从未想到智力水平那么高的佩内洛普居然也会卷到这种事情里去。”

诚实说，读到这里时，我不由自主站到朱丽叶这边。“性灵”，或者说是这种涉及精神层面的信仰、意义和内心安宁相关的概念。这种词太容易为人所用，成为某种精神PUA的工具。朱丽叶拒绝一切洗脑，牧师唐恩认为她不信神是可悲之事，把这想法传给孩子更是大罪过：“世界千百万的人都相信的，你却称之为谎言。你不觉得自己过于狂妄了吗？”

朱丽叶指出，那千百万人并不是相信，只不过是需要这样一种仪式。再说怎么能因为有千百万人相信就能确定这是真的呢？他们也信正好相反的东西。

朱丽叶只相信内心验证过的事物，相形之下，唐恩显得无理取闹。谁能想到，许多年之后，朱丽叶被告知，她女儿一直觉得孤独，不幸福，朱丽叶太忙固然是一个原因，但还有个原因是，家中没有坚定的信仰。朱丽叶感到不可置信，她认为这种想法完全不应该出自她女儿那智慧的大脑。

之后母女从此再无往来，朱丽叶只能怀着一种卑微的绝望，打探关于女儿的消息。倒是有熟人遇到过佩内洛普，朱丽叶根据她的描述，推测佩内洛普过上了这样的生活：做了护士长这类职业，嫁了一个医生或者官员，生了五个孩子，家境殷实，安稳有序……这么说吧，佩内洛普活成了母亲的反面，像是要用生命完成对朱丽叶的背叛。

朱丽叶一生特立独行，拒绝与俗世相融。

她曾是少女天才，二十一岁便获得了古典文学的硕士学位，当时还在写博士论文。按说她将永远居住在象牙塔里，但一趟偶然的出行改变了这轨迹，她遇到了渔夫埃里克。

俩人聊天，看星星，在冷风里散步，并在车厢交汇处接吻，但也仅此而已。埃里克有老婆，只是近乎脑死亡。朱丽叶也没打算嫁给这位萍水相逢的渔夫，两人各自到站，分道扬镳。半年后，朱丽叶收到埃里克的一封信，说常常想念她，朱丽叶像是受到某种召唤，几经辗转来到鲸鱼湾。

埃里克的老婆刚刚死去，葬礼正在进行中，比这更让她震惊的是，她发现埃里克经常找女人解决生理问题，一度同时和一对闺蜜有染。她感到羞辱，却没有果断离开，最后她选择和埃里克生活在一起，是的，他们没有结婚，但生下了佩内洛普。

在“微信读书”app上，我看到有“书友”对朱丽叶恨铁不成钢，说你才二十一岁，年轻漂亮，你要是想嫁人也应该找个门当户对的男人吧，为什么和一个在火车上随便搭讪的渔夫混在一起？而且他也不爱你。

说这个话，真是对朱丽叶太不了解了。“嫁人”“门当户对”应当是朱丽叶最为鄙薄的词，她厌恶“精打细算”，坚持过一种不需要别人认定的“精神流浪者”的生活。所以她选择小众研究领域，与不被世俗社会看好的男人同居。她反抗世俗的一切标准，并以这种反抗本身作为自我价值的证明。

在《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里，托马斯也乐于做个“精神流浪者”，他抵制媚俗，讨厌政治或宗教的神圣化，对于血缘不屑一顾。他要打造的是属于自己的王国，他的感知就是这个王国里的秩序。

但托马斯的王国是开放的，他原本不习惯女人在他家过夜，特丽莎生了病，不得不留在他家中，托马斯没有感到被侵犯，而是将她想象成顺水漂来的篮子里的婴孩。比喻是危险的，比喻常常就是一种媚俗，托马斯意识到这一点，感到惊奇。在和特丽莎的交往中，托马斯渐渐接受了他以前横眉冷对的很多事，比如爱情以及妒忌，他意识到，极致的反媚俗本身就是一种媚俗。

朱丽叶的王国却是铁板一块，对于现实世界怀有过度的敌意，拒绝它，否定它，想凭借一己之力建立一个新的意义的王国。她的这种敌意，不仅来自智识的傲慢，更源于她的性别处境。

在她所处的时代，现实对女性是不友好的。在她长大的镇子里，人们认为她的智力水平和残疾人差不多：她连缝纫机都玩不转啦，她连打一个小包裹都打不利索啦，她连内衣都露到外面来啦。她以后会成为怎么样的一个人呢，这真是个问题呀。这些看似琐碎的挑剔，实则是对她作为一个“合格女性”的持续性否定。

长大以后，她成绩优异，但教授们都担心，一旦她结婚，她的学术前途必然会受到影响。结婚生子可能导致她被踢出局，不结婚呢，会变得“乖僻”不说，她很可能不会像那些需要养家的男同事那样全力以赴。

对于朱丽叶来说，现实生活一直在发出否定信号。她只能走向反面：用智识武装自己，用学业上的优秀来抵生活技能上的无力感，宁愿选择一个粗俗的、毫无社会地位的男人，过一种颠沛流离的生活，也不愿接受那种被精心安排、充满算计的正常婚姻，她拒绝通行的标价。这不是浪漫，这是一种绝望的反抗。它也许没那么美妙，但很有意义。

这种反抗自有其价值，但若是过于执迷，也会被它反噬。当你习惯于用一种冷清、具有思辨力的世界观来武装自己，完全不看具体对象，你可能就会对沉迷、感性和弱小缺乏包容之心。

比如朱丽叶在孩子面前用知识分子的优越感与思辨力大谈信仰时，很有可能让孩子感到困惑。孩子在幼年时期，认知能力还不能处理“虚无”、“偶然”和“死亡”这些终极命题。一如人类早期，要靠着神话、图腾、宗教来解释未知，获得安全感，孩子同样需要一个“安全网”。

这个安全网，可能是“圣诞老人会送礼物”，也可能是对某个集体的依赖，这些构建成对世界模糊的信任，是他们对抗庞杂世界的强大铠甲。有了铠甲，他们才得以进一步去探索、分离与成长。

但朱丽叶觉得那些玄虚之事尽是谎言，“我思考故我在”，她试图把这种“清醒”直接灌输给女儿，把女儿惶恐视为超越年龄的智慧。佩内洛普不敢做一个“乐呵呵”的阳光的孩子。在母亲的精神标准里，那是平庸的、肤浅的。为了迎合母亲那种“高级”的期待，她被迫过早地收敛了儿童的天真，逼着自己变得“深思熟虑”。

她没有信仰做缓冲，没有神话做慰藉，她的家庭也和别人不太一样，她面对的是一个信仰的荒野，她的母亲更擅长批判而不是构建。这使得她在成年后，孤注一掷地投奔到那个让她感到安全的俗世。负负得正，她做了反叛者的反叛者。

我们熟悉的母女叙事，通常是母亲充当规训者、顺服者，女儿充当反叛者、逃离者。母亲催婚催育，女儿远走高飞，我们几乎默认了它的合法性。这次，整个儿颠倒过来了，原来反叛者本身，也可能成为压迫者，而保守，也可能是在完成另一种更清醒的自我救赎。

读这篇小说，你会看到“意义”与“真实”的对立。这两个词都是好词，但在复杂的生活中，“意义”和“真实”有时候就像参星和商星那样不能相见。一个过于强调“意义”的人，有时候就会对“真实”视而不见，因为“意义”是宏大的明亮的可以被总结归纳的，而“真实”常常支离破碎神出鬼没，并且暗哑暧昧。

朱丽叶始终选择“意义”，而逃避“真实”。然而，人性总会刺破她“智识”的围拢，埃里克的粗粝本能、佩内洛普的世俗渴望，都是不可被“智识”驯服的生命力。这么说吧，埃里克的死亡，佩内洛普的逃离早就有迹可循，朱丽叶执意一无所知。

但话说回来，佩内洛普何尝不是在追求她的“意义”：宗教信仰、世俗家庭、被集体接纳的安全感。被她关在门外的朱丽叶的世界——精神独立、清醒理性、不妥协于世俗，未尝不是另一种真实。于是我们看到一个残忍的对称：朱丽叶用她的“意义”排斥女儿的真实，佩内洛普也用她的“意义”排斥母亲的真实。母女冲突的本质，变成了两种“意义-真实”体系的冲突。

这篇小说让我警醒，我在其中看到自己，作为写作的知识女性，我也曾习惯于打破各种谎言和幻觉。直到我发现，我的“锐评”让孩子感到不安。

弱小的孩童，需要某些在我们看来是“假大空”的东西作为“精神安全网”，我应该对此保持尊重，而不是用我的“质疑”去碾压他的“相信”。

为人父母者，总有输出的欲望，有时出于焦虑，有时出于智力上盲目的自信，但是孩子不需要一个永远“正确”的精神导师，他们要摸索出自己与这世界的相处方式。等他们逐渐强大，自有选择，不管选择“信”还是“疑”，都是他们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