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将接替习近平？
邓聿文评论文章：自从习近平打破惯例，明确表示自己不会受到中国国家主席和中共总书记两届任期限制以来，谁可能接替他的问题，就一直受到外界高度关注。
习近平已经清除掉几名可能的接班人，但他也在逐渐老去。即使他试图继续掌握权力，也可能发现，指定一名自己中意的人选来接班，反而更加容易。
尽管目前还没有一位得到广泛认可的接班人，而且在明年年底召开的中共第二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前，即使到那时，也未必会出现这样的人物，但五中全会前夕各省官员的密集调整，或许能够提供一些线索。
但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此后，各省的人事调整明显加快。9月23日，安徽、河南和福建三省同时迎来新的省委书记。1965年出生的李乐成和周祖翼，分别接掌安徽和河南；1967年出生的赵龙，则从福建省长升任省委书记。（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中，省委书记的地位高于省长。）
随后，10月24日，也就是五中全会召开前两天，人事调整的节奏进一步加快。
1965年出生的王志杰出任湖南省委书记，1964年出生的莫高义接任云南省委书记。与此同时，几名更年轻的官员开始进入省长职位的候选位置：1970年出生的郭宁宁在福建，1971年出生的诸葛宇杰在青海，1973年出生的谢卫江在湖南。
这揭示出一个明显的代际变化：省委书记职位越来越多地由1964年至1969年出生的官员担任，而省长职位则开始向1970年代出生的官员开放。
如果看看已经晋升到省部级正职的官员，这一趋势就更加清晰。
浙江省长刘捷、江苏省长刘小涛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韦韬，都是1970年出生。山西省长卢东亮出生于1973年。朱忠明、郭宁宁、诸葛宇杰和谢卫江，如今也进入了这一年龄群体。
在中央层面，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中、国务院国资委主任程福波，以及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阿东，也都是1970年出生。
就在几年前，1970年代出生的官员还足以被特别称为“年轻干部”。如今，他们已经开始成批进入高级官员的真正核心圈层。
一个潜在接班人群体正在逐渐成形。但真正的问题是：习近平究竟希望由什么样的人来继承自己的位置？
习近平对一般官员的用人标准早已众所周知：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干部必须忠诚、干净、敢于担当；同时还要具备专业能力、解决问题的本领，以及应对重大风险的能力。
但是，选择中共总书记，还涉及一些普通高级官员任命所不具备的特殊考量。
关于习近平接班人的讨论，往往陷入两个极端。
一种观点认为，习近平只看重忠诚；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应该寻找能力最强、履历最完整的人选。
这两个方面都很重要。但对于一位已经执政十多年，并且将自己的名字、理论和政治路线与一个时代紧密捆绑在一起的领导人来说，首要标准是保护自己的政治遗产。
接班人必须在政治上可靠，但可靠并不只是意味着与习近平个人关系密切。
习近平必须确信，此人掌权之后，不会否定自己的政治遗产。
他不能成为赫鲁晓夫那样的人——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对其阿谀奉承，斯大林去世后却公开批判他。
他也不能成为邓小平那样的人——在保留毛泽东历史地位的同时，从根本上改变自己所继承的制度和政治意识形态。
第二个标准是政治上的可预测性。
一名今天服从习近平的官员，在成为总书记之后，未必还会采取同样的行为。最高权力会改变一个人的政治行为。习近平对此比大多数人都更加清楚。
当年，作为指定接班人，习近平表现得温和，也愿意与其他人合作。但直到真正获得权力之后，他才迅速建立起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政治秩序。
这就造成了一个两难局面。
一个真正有能力、行事果断的接班人，最终可能形成自己的判断和权力基础，而不是继续充当一名已经退休的前任领导人的代理人。
习近平可能既希望接班人足够强大，能够控制整个体制，又希望这个人始终在政治上保持可预测性。
第三个标准是治理能力。
2030年代的中国领导人，面对的将不仅仅是GDP增长问题。
他必须处理复杂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应对与美国之间长期的科技和地缘政治竞争，处理可能涉及台湾的军事和安全风险，还要管理一个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庞大官僚机构、复杂地方利益关系以及巨大国有经济体系的党国体制。
一个忠诚但缺乏能力的人，最终可能无法保护习近平的政治遗产。
然而，一个权力过大、过于独立的人，又可能逐渐摆脱习近平的影响，开创属于自己的政治时代。
因此，接班人必须走一条极其狭窄的道路。
这就要求接班人必须有在敏感岗位上工作的经历。
2026年3月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两会（法新社）
如果习近平还有时间考察潜在接班人，他很可能会把最有希望的人选安排到不同类型、具有挑战性的岗位上接受锻炼。
这也是北京、上海、广东、江苏和浙江这些地方值得关注的原因。
有些地方是经济强省，有些地方在政治上具有特殊重要性，还有一些地方兼具这两种特点。
治理这些省市本身就是一种考验，尤其是考验官员在危机中的表现。
毕竟，相比日常工作，一个官员在经济下行、重大事故、社会动荡或者与外国势力发生对抗时的表现，更能说明问题。
另一个影响接班人选范围的问题是：习近平打算什么时候交出权力？
几年来，我一直认为，习近平很可能还会继续执政两个任期，大致从2027年到2037年。
如果这一判断正确，那么他现在根本没有必要确定一名具体的接班人。
过早指定接班人，好处有限，反而可能形成一个与习近平本人并列的第二权力中心。
官员们会开始向这名接班人靠拢，而接班人的身份，也会使他获得远远超出正式职务所赋予的影响力。
对于习近平这样一位高度强调党集中统一领导、并且要求自己占据主导地位的领导人来说，这显然不是一种有吸引力的安排。
因此，习近平在现阶段更可能采取的做法，不是选定一个人，而是建立一个潜在接班人的候选群体。
在其他条件大致相同的情况下，1967年至1975年出生的官员，似乎构成了最值得关注、也最现实的候选群体。
如果习近平在2037年前后交出权力，那么这些官员届时将处于65岁至70岁之间。这是一个在年龄上具有现实可能性的领导层接班区间，尽管他们接班时的年龄，将高于习近平以及胡锦涛等前任领导人当年接掌权力时的年龄。
这或许反而对习近平有利：一名年龄较大的领导人，可能更不容易偏离习近平留下的政治遗产。
我预计，第二十一次中央委员会的年龄结构将明显向1964年至1974年出生的官员倾斜。
除了习近平以及少数其他最高层领导人之外，出生于1950年代的官员将基本退出中央委员会。
1960年代后期出生的官员将成为中央委员中的骨干力量，而1970年代出生的官员人数则会显著增加。
如果赵龙、北京市长殷勇以及陕西省长赵刚等人——他们出生于1967年至1969年之间——开始大批进入中央委员会，他们自然就会成为2030年代最高层接班人候选群体中的重要成员。
如果朱忠明、卢东亮、刘捷或者刘小涛等1970年以后出生的官员，能够在第二十一次党代会上就进入政治局，那么释放出来的信号将会更加强烈。
但无论最终出现什么情况，我都不认为第二十一次党代会会明确告诉外界，习近平的接班人究竟是谁。
它最多只能让我们看清：究竟有哪些人，已经进入了最后冲刺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