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缝中的青年:迁徙作为一种常态.在不同生活里重新出发
2026-02-13 17:36来源：未知
【记者按】过去十年，中国公民社会的空间在政府管治、新法实施和资金来源收紧等多重因素下，正在一寸寸收紧。曾经开展社区服务、教育辅导或弱势群体支持的公益组织，从被视作社会服务的补充力量，逐渐被认为是“潜在的政治风险”。2017年，中国实施《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通过制度手段限制独立NGO的国际资金和合作渠道。同时，“寻衅滋事”“非法经营”“聚众扰乱公共秩序”，甚至“颠覆”和“煽动颠覆”等模糊的刑事指控，也成为施压手段，使许多公共行动面临被定性为“违法”的风险。2020年后，疫情封控又成为新的治理理由，在法律和政策的框架下，社会空间进一步收紧，从业者的自由也随之受限。
这场变化不仅迫使许多公益组织面临商业化转型，也打乱了从业者的生活节奏和选择。
许多青年从业者同时面临多重现实压力：拮据的生活、刚刚起步就被迫中断或面临选择的职业生涯、大环境并不景气，以及来自家庭的误解。在这种挤压下，有人选择出国读书或转向学术，有人继续在国内以低调方式行动，也有人因疲惫与不确定而离开。日常压力、心理负担和社会舆论，使这群年轻人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不断权衡。
即便如此，仍有人尝试在夹缝中生存：Ta们将社会倡导融入教育、心理支持、环境保护等领域，或在海外维系联系与记忆。Ta们的流动不仅是职业路径的探索，也成为身份认同和社群连接的实践。我们采访了三位Y世代（千禧世代，约1981-1996年出生的群体）和Z世代（约1997-2012年出生的群体）的青年NGO从业者，试图通过Ta们的生命故事，呈现公益组织与离散的时代切片。
正在“慢慢成熟的”90后Qiu，先后在国际组织和本地组织工作，并拥有本地组织创业经历。在不停的迁徙和流动之间，Ta不断寻找每一个能让自己舒服做事的空间。以下是Ta的自述。
坦白说，高中时我只是觉得学习最重要，对未来并没有什么规划。大学选择了法律专业，现在回想起来，那更像是一种对公平与正义的朴素认同，即便当时我并不清楚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在欧洲念硕士期间，我偶然看到一则NGO招募志愿者的广告，内容与非洲某些部落之间的争端实践有关。那个地区虽然存在现代司法体系，但由于种种原因，制度并未真正落实到日常生活中。于是，不同部落发展出各自的争端解决机制，而这个NGO的工作，就是参与并协助这些争端的处理。我当时觉得这件事很有意思，便报了名，去了非洲。
在部落里，性别暴力的问题很常见，而处理争端的机构几乎全是男性。我第一次参加会议时就能感觉到那种权力的失衡。作为女性，我很快被注意到，别人问的不是我的工作内容，而是我结没结婚、戒指在哪儿。那种被打量的感觉让我有点不安。可与此同时，作为外地人，我又被视为“白人”，Ta们对我客气、有礼，甚至更愿意听我发言。坐在我旁边的本地女性几乎没机会开口。那一刻，我意识到，我能被听见，不是因为我的专业，而是因为我来自外面。
这段经历让我开始关注性别平等，也让我对NGO工作有了更复杂的理解。我意识到，作为外部力量去改变本地社会，本身存在巨大的“外部性”。我们不了解当地的风俗和权力结构，却以人权框架去教育别人，这种“白人中心”的视角其实是一种不平等。
几年后，我回到国内，在北京的国际组织和本地NGO工作，关注妇女权益。国际组织的工作偏向研究和报告撰写，本地NGO更多是会议组织、记录和行政事务。有一次，我参与了反家暴法相关会议，其中一位女律师的经历让我印象深刻：她曾受家暴，右手小拇指被前夫砍断，却通过学习法律成为专业律师，为女性提供公益支持。这彻底打破了我对受暴妇女的刻板印象，也让我重新看到法律的价值。
随后，我第二次前往非洲，在一家国际组织工作，主要负责联络、沟通和报告，接触一线实践的机会很少。工作一年后，因为内容单调，再加上私人原因，我离开去参与了其他地方的项目。即使是在社会发展领域最好的平台工作，我始终感到与当地社群有隔阂。最终，我选择回国，希望在熟悉的土壤和语言环境中做更有深度的社会发展工作。
回国后，我先在西南省份参与传统文化和妇女生计项目，后又到一线城市加入一家机构，担任项目经理和主管，负责从策划到执行的全流程工作。入职时，这家机构已在大幅裁员，但我当时并未意识到这可能为未来埋下伏笔。正值疫情期间，经济形势不佳，一些大额资助者对项目犹豫不决，甚至有同事的工资无法按时发放，机构面临严重资金压力。
同时，我发现公开招标项目中存在不透明的内部决策：多数项目偏向与机构关系良好的合作方，绝大多数是商业项目而非公共利益项目，我隐约感到其中存在交易行为。因此，我在次年4月选择离职。
也是在那个时候，我意识到中国其他大城市生活的高度密集和流动让我产生强烈的不安全感。人口密集不仅增加了疫情期间的风险，而且大城市封控政策更严格，对生活和心理造成更大压力，我开始寻找更适合自己生活节奏和价值实践的环境。
回流
我必须得说，后来我选择回到家乡创业，还是有点太天真了。本以为回家乡之后可以住在家里，没有房租，交通成本也降低，还可以在家吃饭。但直到真正开始做才发现，困难远比自己想得多。
创业初期，我想做公民教育，但发现当地环境较为敏感，于是转向可持续发展教育，形式主要是研学活动和工作坊。商业逻辑和教育理想之间的矛盾，让我在收入和实践之间持续挣扎。我对商业一直有些抗拒，总觉得想做好的产品需要投入很多资源，但这很难控制成本。这也让创业过程中遇到很多困难。研学项目本身其实很难盈利，除非有一些门槛性的内容——比如参加活动能拿联合国证书，或者写的报告能挂在 COP16 这样的会议上，这样才有人愿意支付高额费用。市场上，大部分学生只是为了体验，或者为了出国提升履历，真正愿意花钱的人很少。
我也尝试过面向不同学校开展工作，但挣扎不断。国际学校的课程还能产生一些收入，但公立中学的工作坊，一节课才30元，而城中村学校甚至是免费的，我经常不得不把自己的精力投入到这些事情上。这种状态也让合伙人对方向产生疑问，觉得为什么不专注搞商业来探索。
同时，我也参考过一些已有的案例，但资源禀赋差异很大。有些古村落、中外合作案例，看起来教育产品很棒，但他们的主营业务是酒店或旅游，并非盈利的主要来源；也有深圳、上海团队回到家乡做研学，但客户很少，可能调研不足。这让我感受到，理想化地回家乡做事情其实充满挑战。
团队组合也是一个问题。表面上看起来大家很合适，但慢慢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规划，最后几乎都是我一个人在推动项目。而最让我彻底绝望的是，当时学校本来希望和我合作，还有具体的课程安排和学生订单，但因为疫情封控，我们根本无法开展活动。等政策放开之后，学生和老师先后生病，等大家都康复了，学生又都在准备出国，最终我只好放弃整个创业计划。
在创业失败、最后一次尝试放弃之后，我本来已经非常绝望，但父母非但没有帮上忙，反而和我产生了很多冲突。特别是母亲，她会用尖酸刻薄的话贬低我，一度让我觉得自己没有价值。那段时间，我也尝试了其他路径，甚至进入了事业单位，在国际合作部门做组织国际会议和沟通的工作。
那时候，国内对 NGO 的看法也在变化。我妈看了一个电视节目之后，问我：“你一天天在朋友圈发 NGO，NGO，你是不是加入了奇怪的组织？”他们不知道 NGO 是非政府组织的缩写，有时甚至把不懂的缩写当作境外势力。我会向他们解释基金会、非政府组织的含义，但这样的污名化确实让我感受到行动空间在缩小。
2019年之后，随着白纸运动发生、大学性别学生社团被404、清华大学彩虹旗事件，性别议题在国内越来越难做。我自己也参与了性别项目的捐助和筹款工作，但这些项目曾挂靠的基金会，后来资金无法提取，银行账号也失效，公众号消失了。
尽管如此，我没有离开。仍然想在有限空间中尝试、挣扎，看看还能做些什么。面对不确定性，人是唯一不变的底色。在中国，女权主义的发展和媒体科普让一代又一代人逐渐形成认知，我看到了根本性的思想改变。即便经济环境不好、空间越来越小，我还是决定回家乡尝试，如果不去做，我会一直耿耿于怀。
后来，我进入了一家事业单位工作，主要是出于家人的期望。凭借过往经验，我很快适应了环境。虽然办公室的氛围让我不太舒服，但稳定的工作让我重新建立了生活秩序，也有更多时间去把注意力放回到日常，比如饮食、运动和身体状态。之后，我辞职，来到一个小村庄里兼职做社区发展。那段时间让我第一次清晰地感到，行动并不是孤立发生的。不管是和村民一起做泡菜、做针线、办戏剧工作坊，还是合作把村里的水果卖给外面的商家，伙伴之间的连接，以及村民和朋友的参与，都让事情真正落在了地面上。
我开始更专注于通过食物去连接人和生态。这些看似缓慢、琐碎的日常介入，反而能持续带来资源与合作。那时的生活很具体：可以投入时间研究食物，朋友就在身边，想游泳随时就能下水。除了对收入仍有一些现实期待，我几乎没有太多不满。我逐渐明白，行动的韧性并不来自持续对抗，而是在失败或压迫面前，仍然提醒自己回到呼吸、食物和身边的人。身体健康是行动的基础，学会认真休息和饮食，让我能够继续走下去。
也是在这样的状态里，我拿到了一个前往欧洲学习可持续发展的资助机会。在相对稳定、已经建立起节奏的生活和一次明确的离开之间，我最终选择了出国。
再出发
我之所以选择留学，并不是因为对外部世界抱有浪漫想象，而是因为那时我已经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局限性。国内的生活整体上把我往下拉，就像在沼泽里行走，越努力，身体越往下沉。留学至少给了我一个离开原地的可能，也让我能够在更大的视野中重新思考行动的方法。带着我在家乡村庄的社区经验，我发现自己又有了重新把学术和实践融合起来的冲动。我已经确定会把过去的实践作为研究的主要方向，并通过学术的角度重新思考社会实践的意义。
家人和朋友对我这种不停出走又回来、又出走的流动状态也慢慢接受了。我妈现在几乎不再多说什么。创业那些年，我们的关系一度非常紧张，甚至爆发过严重的家庭冲突。我很直接地告诉她，我无法活成她期待的样子，如果不能接受我的状态，至少不要再用伤人的方式和我说话。后来我爸妈也开始留意我的心理状态，看到我焦虑、低落，他们慢慢把注意力放在心理健康上。现在，每当看到中学生跳楼、青年抑郁的新闻，他们都会多看一眼。这种转变，让我能够更安心地离开。
在不断移动的过程中，我不再把自己严格地定义为一个 NGOer，而更像一个 U 盘，里面存着不同阶段的经验、方法和关系，可以被接入不同的环境，在具体的情境中与人互动，生成新的可能。但我也逐渐意识到，流动并不是一种轻盈的状态。它确实带来了空间上的拓展，同时也伴随着许多具体而琐碎的限制。
这场变化不仅迫使许多公益组织面临商业化转型，也打乱了从业者的生活节奏和选择。
许多青年从业者同时面临多重现实压力：拮据的生活、刚刚起步就被迫中断或面临选择的职业生涯、大环境并不景气，以及来自家庭的误解。在这种挤压下，有人选择出国读书或转向学术，有人继续在国内以低调方式行动，也有人因疲惫与不确定而离开。日常压力、心理负担和社会舆论，使这群年轻人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不断权衡。
即便如此，仍有人尝试在夹缝中生存：Ta们将社会倡导融入教育、心理支持、环境保护等领域，或在海外维系联系与记忆。Ta们的流动不仅是职业路径的探索，也成为身份认同和社群连接的实践。我们采访了三位Y世代（千禧世代，约1981-1996年出生的群体）和Z世代（约1997-2012年出生的群体）的青年NGO从业者，试图通过Ta们的生命故事，呈现公益组织与离散的时代切片。
正在“慢慢成熟的”90后Qiu，先后在国际组织和本地组织工作，并拥有本地组织创业经历。在不停的迁徙和流动之间，Ta不断寻找每一个能让自己舒服做事的空间。以下是Ta的自述。
坦白说，高中时我只是觉得学习最重要，对未来并没有什么规划。大学选择了法律专业，现在回想起来，那更像是一种对公平与正义的朴素认同，即便当时我并不清楚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在欧洲念硕士期间，我偶然看到一则NGO招募志愿者的广告，内容与非洲某些部落之间的争端实践有关。那个地区虽然存在现代司法体系，但由于种种原因，制度并未真正落实到日常生活中。于是，不同部落发展出各自的争端解决机制，而这个NGO的工作，就是参与并协助这些争端的处理。我当时觉得这件事很有意思，便报了名，去了非洲。
在部落里，性别暴力的问题很常见，而处理争端的机构几乎全是男性。我第一次参加会议时就能感觉到那种权力的失衡。作为女性，我很快被注意到，别人问的不是我的工作内容，而是我结没结婚、戒指在哪儿。那种被打量的感觉让我有点不安。可与此同时，作为外地人，我又被视为“白人”，Ta们对我客气、有礼，甚至更愿意听我发言。坐在我旁边的本地女性几乎没机会开口。那一刻，我意识到，我能被听见，不是因为我的专业，而是因为我来自外面。
这段经历让我开始关注性别平等，也让我对NGO工作有了更复杂的理解。我意识到，作为外部力量去改变本地社会，本身存在巨大的“外部性”。我们不了解当地的风俗和权力结构，却以人权框架去教育别人，这种“白人中心”的视角其实是一种不平等。
几年后，我回到国内，在北京的国际组织和本地NGO工作，关注妇女权益。国际组织的工作偏向研究和报告撰写，本地NGO更多是会议组织、记录和行政事务。有一次，我参与了反家暴法相关会议，其中一位女律师的经历让我印象深刻：她曾受家暴，右手小拇指被前夫砍断，却通过学习法律成为专业律师，为女性提供公益支持。这彻底打破了我对受暴妇女的刻板印象，也让我重新看到法律的价值。
随后，我第二次前往非洲，在一家国际组织工作，主要负责联络、沟通和报告，接触一线实践的机会很少。工作一年后，因为内容单调，再加上私人原因，我离开去参与了其他地方的项目。即使是在社会发展领域最好的平台工作，我始终感到与当地社群有隔阂。最终，我选择回国，希望在熟悉的土壤和语言环境中做更有深度的社会发展工作。
回国后，我先在西南省份参与传统文化和妇女生计项目，后又到一线城市加入一家机构，担任项目经理和主管，负责从策划到执行的全流程工作。入职时，这家机构已在大幅裁员，但我当时并未意识到这可能为未来埋下伏笔。正值疫情期间，经济形势不佳，一些大额资助者对项目犹豫不决，甚至有同事的工资无法按时发放，机构面临严重资金压力。
同时，我发现公开招标项目中存在不透明的内部决策：多数项目偏向与机构关系良好的合作方，绝大多数是商业项目而非公共利益项目，我隐约感到其中存在交易行为。因此，我在次年4月选择离职。
也是在那个时候，我意识到中国其他大城市生活的高度密集和流动让我产生强烈的不安全感。人口密集不仅增加了疫情期间的风险，而且大城市封控政策更严格，对生活和心理造成更大压力，我开始寻找更适合自己生活节奏和价值实践的环境。
回流
我必须得说，后来我选择回到家乡创业，还是有点太天真了。本以为回家乡之后可以住在家里，没有房租，交通成本也降低，还可以在家吃饭。但直到真正开始做才发现，困难远比自己想得多。
创业初期，我想做公民教育，但发现当地环境较为敏感，于是转向可持续发展教育，形式主要是研学活动和工作坊。商业逻辑和教育理想之间的矛盾，让我在收入和实践之间持续挣扎。我对商业一直有些抗拒，总觉得想做好的产品需要投入很多资源，但这很难控制成本。这也让创业过程中遇到很多困难。研学项目本身其实很难盈利，除非有一些门槛性的内容——比如参加活动能拿联合国证书，或者写的报告能挂在 COP16 这样的会议上，这样才有人愿意支付高额费用。市场上，大部分学生只是为了体验，或者为了出国提升履历，真正愿意花钱的人很少。
我也尝试过面向不同学校开展工作，但挣扎不断。国际学校的课程还能产生一些收入，但公立中学的工作坊，一节课才30元，而城中村学校甚至是免费的，我经常不得不把自己的精力投入到这些事情上。这种状态也让合伙人对方向产生疑问，觉得为什么不专注搞商业来探索。
同时，我也参考过一些已有的案例，但资源禀赋差异很大。有些古村落、中外合作案例，看起来教育产品很棒，但他们的主营业务是酒店或旅游，并非盈利的主要来源；也有深圳、上海团队回到家乡做研学，但客户很少，可能调研不足。这让我感受到，理想化地回家乡做事情其实充满挑战。
团队组合也是一个问题。表面上看起来大家很合适，但慢慢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规划，最后几乎都是我一个人在推动项目。而最让我彻底绝望的是，当时学校本来希望和我合作，还有具体的课程安排和学生订单，但因为疫情封控，我们根本无法开展活动。等政策放开之后，学生和老师先后生病，等大家都康复了，学生又都在准备出国，最终我只好放弃整个创业计划。
在创业失败、最后一次尝试放弃之后，我本来已经非常绝望，但父母非但没有帮上忙，反而和我产生了很多冲突。特别是母亲，她会用尖酸刻薄的话贬低我，一度让我觉得自己没有价值。那段时间，我也尝试了其他路径，甚至进入了事业单位，在国际合作部门做组织国际会议和沟通的工作。
那时候，国内对 NGO 的看法也在变化。我妈看了一个电视节目之后，问我：“你一天天在朋友圈发 NGO，NGO，你是不是加入了奇怪的组织？”他们不知道 NGO 是非政府组织的缩写，有时甚至把不懂的缩写当作境外势力。我会向他们解释基金会、非政府组织的含义，但这样的污名化确实让我感受到行动空间在缩小。
2019年之后，随着白纸运动发生、大学性别学生社团被404、清华大学彩虹旗事件，性别议题在国内越来越难做。我自己也参与了性别项目的捐助和筹款工作，但这些项目曾挂靠的基金会，后来资金无法提取，银行账号也失效，公众号消失了。
尽管如此，我没有离开。仍然想在有限空间中尝试、挣扎，看看还能做些什么。面对不确定性，人是唯一不变的底色。在中国，女权主义的发展和媒体科普让一代又一代人逐渐形成认知，我看到了根本性的思想改变。即便经济环境不好、空间越来越小，我还是决定回家乡尝试，如果不去做，我会一直耿耿于怀。
后来，我进入了一家事业单位工作，主要是出于家人的期望。凭借过往经验，我很快适应了环境。虽然办公室的氛围让我不太舒服，但稳定的工作让我重新建立了生活秩序，也有更多时间去把注意力放回到日常，比如饮食、运动和身体状态。之后，我辞职，来到一个小村庄里兼职做社区发展。那段时间让我第一次清晰地感到，行动并不是孤立发生的。不管是和村民一起做泡菜、做针线、办戏剧工作坊，还是合作把村里的水果卖给外面的商家，伙伴之间的连接，以及村民和朋友的参与，都让事情真正落在了地面上。
我开始更专注于通过食物去连接人和生态。这些看似缓慢、琐碎的日常介入，反而能持续带来资源与合作。那时的生活很具体：可以投入时间研究食物，朋友就在身边，想游泳随时就能下水。除了对收入仍有一些现实期待，我几乎没有太多不满。我逐渐明白，行动的韧性并不来自持续对抗，而是在失败或压迫面前，仍然提醒自己回到呼吸、食物和身边的人。身体健康是行动的基础，学会认真休息和饮食，让我能够继续走下去。
也是在这样的状态里，我拿到了一个前往欧洲学习可持续发展的资助机会。在相对稳定、已经建立起节奏的生活和一次明确的离开之间，我最终选择了出国。
再出发
我之所以选择留学，并不是因为对外部世界抱有浪漫想象，而是因为那时我已经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局限性。国内的生活整体上把我往下拉，就像在沼泽里行走，越努力，身体越往下沉。留学至少给了我一个离开原地的可能，也让我能够在更大的视野中重新思考行动的方法。带着我在家乡村庄的社区经验，我发现自己又有了重新把学术和实践融合起来的冲动。我已经确定会把过去的实践作为研究的主要方向，并通过学术的角度重新思考社会实践的意义。
家人和朋友对我这种不停出走又回来、又出走的流动状态也慢慢接受了。我妈现在几乎不再多说什么。创业那些年，我们的关系一度非常紧张，甚至爆发过严重的家庭冲突。我很直接地告诉她，我无法活成她期待的样子，如果不能接受我的状态，至少不要再用伤人的方式和我说话。后来我爸妈也开始留意我的心理状态，看到我焦虑、低落，他们慢慢把注意力放在心理健康上。现在，每当看到中学生跳楼、青年抑郁的新闻，他们都会多看一眼。这种转变，让我能够更安心地离开。
在不断移动的过程中，我不再把自己严格地定义为一个 NGOer，而更像一个 U 盘，里面存着不同阶段的经验、方法和关系，可以被接入不同的环境，在具体的情境中与人互动，生成新的可能。但我也逐渐意识到，流动并不是一种轻盈的状态。它确实带来了空间上的拓展，同时也伴随着许多具体而琐碎的限制。
